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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40周年祭

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责编:小A  201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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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日。
历经沧桑的大地,生长从未停息。40年,我们再次抚触公共记忆中的历历伤痕,既为悼念逝者,亦为敬畏生之信念,繁盛之决心。
 
萦绕在心中40年的牵挂与愧疚
唐禹民 76岁,原中国体育杂志社摄影部主任,时年在北京空军政治部任摄影干事。
 
当天上午9时,我带着两台相机、足够的胶卷、雨衣、行军水壶和一个小药盒,随同司令部有关领导登上第一架飞临唐山的飞机“里2”,对灾情进行报道。
7月30日中午,当我经过小山街道时,在一堆尸体中,发现其中一个“尸体”还在抽动。我不由自主地收住了脚步,蹲下身去仔细察看,这是一个约30多岁的妇女,散乱的头发掩住了她的脸庞,“她没有死,她还活着!”我看到她的脸色灰黄,张着嘴,嘴唇发白而干裂,全身布满了泥土和灰尘。从她那半睁着无神的眼里,我看到她强烈的求生欲望,但她已处于濒死状态。我知道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军队已开进市区,医疗队马上进行抢救,这位妇女或许会重新站起来,成千上万的伤者都会得到救助。可是现在怎么办?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没学医。假如我是个医生,哪怕我懂一些救治的办法,我都会竭尽全力。可是现在除了照相,我还会啥呢?显然在这种时候我不会趁人之危把这濒死的生命摄入镜头,更何况身边有那么多行人的目光在注视着我。我脑子里乱极了,站起身来摸了摸挎包,除了照相机之外,还有我的备用午餐:两块压缩饼干和装有半壶水的水壶。我把这些东西放到她身边无奈地离去了。
多年来,这位妇女的脸庞一直纠缠着我,不知道她是生是死,只要一想起她,心中总会生起丝丝愧疚和歉意。
 
后悔自己留下的镜头不多
王建民 62岁,原新华社军事摄影采编室主任、高级记者,时任66军197师炮兵团摄影干事。
 
当时我在66军197师炮兵团当摄影干事,我们军部驻地在天津,师部在唐山,我所在的炮团在秦皇岛。7月底是秦皇岛每年最热的季节,我记得司令部向师里汇报情况,却怎么也联络不上。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团接到军部命令火速开往唐山救灾。部队6点钟出发,8点多钟赶到唐山市区,这是第一批进入到灾区的部队。遗憾的是,上面有交待不许乱拍照,加上观念落后,见到悲惨的景象不忍心拍照,听到废墟底下发出的呼救呻吟,便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了扒人的行列。然而作为事件的记录者,我为自己没有留下更多更有价值的影像而后悔不已。
那时的人们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坚强,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断壁残墙上刷着“它震它的,咱干咱的!”,“活下来的拼命干,建设更美好的新唐山!”等等催人奋进的大标语,震后仅半个月就挖出了第一车煤,刚从井下上来的矿工拿着毛主席语录学习,老大娘被救出时还捧着毛主席石膏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着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这些如今看来有些荒诞的举止,正是那时支撑他们闯过难关的精神支柱。唐山地震20周年的时候,我再次来到这里,曾经的满目疮痍如今已鸟语花香,唐山在短短2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繁华并不能掩盖人们心中的伤痛,在唐山地震纪念碑广场,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见证者表情凝重的脸上,分明写着:往事不可追,回忆就像冷风吹。
 
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拍摄
王文澜,63岁,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时为38军摄影报道员。
 
人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虽然之前我也吃了好多蒜,但还是不幸染上了类似痢疾的病毒,一天要上二、三十趟厕所。我就住在部队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里,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加之病毒已对现有药品有了抗药性,基本上处于等死状态。后来外地医疗队的一个大夫,给了我一个土方,将碘酒稀释后直接喝下去。还甭说,奇迹出现了,我的病情第三天就控制住了,缓了两天就出院了。那时候还是年轻啊。 说来也巧,我刚回部队报到,就听说在小街发现了一位被埋了13天还活着的女人,但挖掘比较困难。拿着器材我就来到了新闻现场,大约是晚上七点多,经过众多官兵的努力,被压者卢桂兰终于被成功解救出来。因为怕把周围的场景闪没了,所以虽然天黑,我还是没用闪光灯,以保持影像的现场感。
这种全身心的,不惜用生命换影像的拍摄经历,是我仅有的一次,在我以后的拍摄过程中再没有这种冲动。杨浪后来评价我,除了唐山地震的照片,后来的照片皆是三思而后行的作品,照片越来越精细,不像那会的影像有种涌动的激情和冲劲。我想我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这种状态(周围环境之惨烈,我自己也处于死亡的边缘)了。现在想,从1976年开始,在经历了四五运动,经历了唐山地震,我才慢慢懂得了用相机去记录社会、记录生活。摄影是讲年头的事啊!
 
珍藏30年的相机
蔡密,68岁,原唐山市第十六中学教师。
 
1976年的夏天,我在唐山十六中任教,和已经怀孕4个月的妻子住在学校的职工宿舍。7月27日夜,闷热异常,刚睡下不久,就听见隆隆的巨响从地下传来,我们被挤在由家具和砸下的房梁架成的狭小空间里动弹不得。清晨,才被邻居救出。生活稍稍安定一些后,学校的复课就成了老师们最牵挂的事。大家头顶骄阳,忍住失去亲人的悲痛,没日没夜地修建教室。9月1日,学校如期开学了。上午举行了“抗震救灾开学典礼”,经过了灾难的师生们,坐满了校园。当国歌响起,全体师生肃立在还满是废墟的校园中,眼中噙满了泪水,是灾难突降带来的伤痛、是对遇难师友的怀念、还是战胜灾魔的欢悦?此时的我站在会场中,手里端着从废墟中找到的海鸥4B相机,用里面仅剩几张的上海黑白胶卷,记录下了这令人终身难忘的时刻。许多学生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的镜头,他们也许是想,这次的开学典礼为什么破例要照相?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没有更好的回答,只是觉得今天的开学典礼不同以往。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几张照片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当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唐山人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乐观进取。
40年来,尽管使用的相机已经换了好几代,但我仍珍藏着那台当年用两个月的工资换回的海鸥4B。
 
解放军万岁
孙明,66岁,原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电教处副处长,时任开滦矿务局宣传处摄影干事。
 
1976年7月27日我正在距唐山市25公里的开滦吕家坨矿采访,次日凌晨,灾难降临,熟睡中的我被强烈的地震惊醒,我突然想起自己的照相器材还在里面,这么大的灾难应尽快地记录下来。便向他人借了一盏矿灯,向楼里跑去。进到房间后迅速将我的禄莱相机、闪光灯和衣物抱起跑出室外。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抢救被废墟压埋了八天八夜的开滦矿工王树斌的情景。由于始料不及,许多部队没有携带大型施工机械,连锹、锤、钎、镐带得也很少。最初的5天里,战士们便是靠双手和就地找到的简易工具扒碎石,掀楼板,扯钢筋。有几位小战士的双手已被锯钢筋的小锯条磨得鲜血淋漓,仍不肯换人,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余震一次又一次地袭来,可是我们的战士毫无畏惧,坚强地战斗着。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在挖着、锯着、搬着,终于听到一位战士喊道:“挖通了,我已看到他了!”在现场军队医务人员的指挥下,先将一瓶葡萄糖液体送往被救人手中并安抚其情绪,接下来在众多官兵的努力下王树斌被救了出来。医务人员经过简单的处理,将王树斌抬上担架。战士们在高低不平的废墟上,将担架高高举起,一路上不知跌倒多少次,但担架却异常平稳地向路边的汽车移去。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停地寻找一个个感人的绿色身影,努力拍下这一动人的场面。
 
摄影师与64名孤儿
常青,82岁,现任唐山市摄影家协会顾问,时为唐山展览馆摄影干事
 
照片上的64名孩子,都是地震的孤儿。1978年秋,这帮来自当时设立在石家庄市和邢台市育红学校的孩子们,在唐山市领导的关怀下,重返唐山看看家乡的变化。途经北京的时候,领导带着这些孩子去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随后一同去了天安门广场。我当时就想拍张照片,给他们留做纪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照片中的孩子早已长大。然而在我心中却纠缠着一个结——廿年后在天安门再给他们拍张合影,那是多么美好的廿年人生历程啊!正巧《燕赵都市报》得知了这个事儿觉得是个非常好的题材,于是就有了寻找照片上孤儿以及后续的文章报道。
我9岁时父母就过世了,与姐姐相依为命,我能体会到作为孤儿,这些孩子生活的不易。虽然地震过去了40年,但余震在他们心中的震荡永远都不会散去,他们应该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怀。其实唐山地震20周年的时候,我就有重拍孤儿的想法了。经过多年的寻找和朋友的帮助,我先后已经拍摄了20多位孤儿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今他们大多已经成家立业,这其中有生活过得不错的,也有下岗失业生活拮据的。但不论生活境况如何,这些孩子身上都深深烙上了震后独特的印记——其性格既任性又奋进。
 
唐山地震反思
成贵民,唐山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时任驻唐山空六军政治部摄影干事。
 
唐山地震给唐山人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也向人类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类如何才能战胜自然灾害与人世间的邪恶。自然灾害所毁坏的唐山可以重建,而社会灾难在人们的精神上留下的创伤却很难“治愈”。这些是我这些年来拍摄地震题材作品的初衷。
《寻》这幅作品拍摄于1985年,当时我在驻唐山空六军政治部当摄影干事,早晨部队的班车到市区后,我常背着照相机到抗震纪念碑广场转悠。那天八九点钟,我远远看到几位来自郊区的老太太参观纪念碑,我快步走到近前,拍摄了她们的一些镜头,接着又换上90mm尼康定焦镜头,只取一位老太太专心看浮雕的情景,恰好背影与光线的构成很有节奏感,人物的动势与整个环境形成强烈对比,我激动地按下快门。后来,闻丹青老师赐题叫《寻》。含蓄的背影,人物是在寻找当年的记忆?寻找亲人?寻找救星?非常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此作品题为《劫后》曾入选全国第15届影展;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优秀奖 ,1993年赴瑞典马尔默市展出并被印作大幅招贴画。

原载于《大众摄影》2006年第7期 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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