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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烈:雪域高原

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责编:高元  201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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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烈,1932年3月生于江苏常州,祖籍丹阳,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记者。

1951年在北京参加工作,前后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制片厂作摄影助理;1954年9月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1956年毕业后调到西藏日报社作摄影记者;在藏25年,采访各地农村、牧区、城镇,参加了平叛战斗、民主改革、经济建设,拍摄报道过中国健儿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等重大新闻;在西藏日报主编《高原画刊》、《双周画刊》。

对话陈宗烈(转载于《大众摄影》)

●在藏工作24载
 
记者:陈老您是《大众摄影》的老朋友了。听说您在西藏一呆就是20多年,跟我们简单说说您这段经历吧。
 
:我和“大众”的情缘可早了。2000年你们就登过介绍我的一篇文章(2000年《大众摄影》第3期)。就我这点事儿再说也是嚼老谷子了,呵呵。
 
我是1956年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做摄影记者的。没成想这一去就是24个春秋。之前我在“新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1954年经组织推荐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1956年毕业,时值西藏正为民主改革作准备,急需增加部分机构,要从内地调一批干部职工进藏,我就是应召者之一。到了西藏日报社,一些“老西藏”告诫说,“目前,大门里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门内是社会主义,门外就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因此,我们平日只能囿在院子里工作和生活,一般不直接参与外部事务。
 
记者:那您怎么工作?
 
:作为记者,却不能接触社会,没机会出门摄影,我心中也很着急。所以,只要有出门采访拍摄的机会,我都会抓紧不放。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有时也让记者去采访些新闻,为他们作些宣传服务。如1957年2月,藏历年正月初二,传统宗教活动祈愿大法会(俗称传大昭),要求报纸进行报道。我接受了任务,跟着报社一位藏族副总编噶雪·顿珠(噶厦派来的四品官),到八廓街“曲松热”诵经广场,为格鲁派大主教甘丹赤巴拍照。那天,八廓街到处都是穿红袈裟的喇嘛,根本无法靠近大主教的讲经宝座。他问我带钱了没有,我拍拍口袋,发出哗哗的金属声响,只见他朝着不远处打手势,召来了一个手执木棍、腰佩长刀、黑脸彪形的“朵多”喇嘛(武僧),从我手中抓去三个“袁大头”(那时,西藏不流通人民币,货币是地方政府发行的藏钞或硬币,再就是通用民国三年制造、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塞给了“朵多”,示意替我们带路。“朵多”接过了银元,二话不说,一脸严峻,操起长棒,驱赶挡道的人群。他一边大步流星的走,一边高声吼叫:“啪纠,啪纠纠!(意为:快滚,快滚开!)”这样,我们很快便到达了甘丹赤巴跟前。我登上法台一侧的高处,拍摄了僧众集会的大场面,又记录了“嗡则”带领喇嘛们诵经的活动,“嗡则”的嗓门特洪亮,他张口念一句僧众就随声附和诵念。这时的“嗡则”,犹如合唱队领唱的主要演员,又像是个乐队指挥。甘丹赤巴开始讲经说法,引导法会进入了高潮......我一口气拍下几十张照片,使它成为藏传佛教的历史藏品。1959年后,这种活动曾一度中止。
 
记者:您够大方的,一出手就三个“袁大头”呀,那时您用什么相机?
 
:请“朵多”帮忙开路,那是噶雪·顿珠的急中生智。此事对我倒有了启发,后来我外出采访,再面临通道不畅或遇歹徒刁难时,着急了便搬出此招,出钱雇个“朵多”做保镖。在报社当摄影记者,起初用的工具,是一台老式的美制“新闻镜箱”,拍三寸的散页底片,由于笨重,操作也不方便。我就用积蓄以七百多元人民币的价格从八廓街买了台徕卡Ⅲf,一个机身外加三只镜头,工作上自然得心应手了。那时工资高,有180块钱。之后,公家有了财政拨款,才给配置了一台双镜头禄莱、一架徕卡M3。
 
●西藏和平解放全纪录
 
记者:西藏的和平解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是如何用影像记录的?
 
:1951年5月23日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布和平解放。1959年3月之前,中央始终恪守“对西藏现行的制度和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不予变更”的承诺。我们作为报社记者,一切采访活动,自然均以“十七条协议”为准则,必须注意西藏的现行制度,不能随意抓拍,得尊重上层人士(包括宗教、民族各界)的好恶。尽管有许多打算,却受到种种限制。1957年前后,我曾数次参加各种名义的工作队,深入农村牧区,目击了社会底层的真情,总算找到了机会,记录了农奴和奴隶的悲惨生活。然而,拍摄的天地毕竟有限,时日也太短。而今手头残存的资料并不多,照片虽已泛黄变旧,但图像依然鲜活,它毕竟是过去瞬间的凝固,似乎在叙述着一桩桩故事,往事勾起了我的思绪,常使我魂牵梦萦,总想该为西藏再做些什么。
 
记者:那您拍叛乱时期的照片了吗?
 
:当然,我哪能放过它,拍下不少,可惜我见不着那些底片了,它们大都躺在西藏日报摄影部的资料柜里,我手里仅有七八张小照片。1959年3月前后,叛乱分子在拉萨十分猖獗,我有时不得不去冒险,如藏兵在拉萨市内对我党政企事业单位的武装挑衅;叛乱集团驱使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上街“示威游行”;叛军和僧兵的武装集结、向我方开枪打炮。我必须抓紧时机抢拍。有时,报社领导大力支持,甚至派出机关民兵,到拍摄现场保护我的安全,为人壮胆。
 
1959年,民主改革开始,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拍了许多照片。从我这些照片中,你也许可以较客观地看到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包括各时期各阶层人的不同生活状态。
 
●没去阿里 一生遗憾
 
记者:您1980年调回北京后又回过西藏吗?
 
:回去过。我最近一次去是1990年。也拍了一些照片,可惜一直没机会去阿里。因为一直到1978年,阿里都由新疆自治区代管,如果要去的话,还要取道新疆,耗时非常久,而且组织上批准、办证件啊,手续比较复杂,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这也是我留有遗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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