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主页>>中国摄影博物馆>>口述新华>>

钱嗣杰:我这一生,值!

来源:       责编: 钱嗣杰/图并口述 陈小波/整理      2009-03-26

 

1956年5月26日,北京-拉萨第一架试航飞机在飞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巴颜喀拉山。   钱嗣杰 摄

钱嗣杰:我这一生,值!
钱嗣杰/图并口述 陈小波/整理

一、解放战争:战士一看到我去,就知道有重要任务了(1946年~1949年)
  我1928年生于黑河。在富锦县读完小学后,到佳木斯联合中学读高中。我家属于城市贫民。
  1945年8月15日我的家乡就解放了。我现在还能记起从延安来的路夫老师给我们讲的革命道理。就在那时,我对共产党有了认识,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报名参了军。
  当时的东北解放战争急需文字、摄影、电影记录,一些年轻人有了学习的机会。我被送到东北大学文艺研究班,当时没有摄影老师,就派我们十几个人去《东北画报》学习,在摄影训练班学了一个多月,老师是齐观山、陈正青、郑景康、曹兴华,都是抗日战争中的摄影界前辈。
  解放战争开始,我在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当摄影员。纵队司令员是陈光,副司令员是杨国夫。我随纵队参加了“三下江南”、东北夏秋冬季三次攻势作战。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
  我用的是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相机,拍摄内容有战场上战士的冲锋、夺取阵地、庆祝胜利、抓俘虏、军民关系、支援前线、踊跃参军……1948年我也换了苏联相机。
  开始上战场什么也不懂,大炮一响,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知道,跟突击连才能拍到东西。枪林弹雨中,连长说:“跟着我跑!我跑你就跑,我趴你就趴!”
  打胜仗自己很兴奋,能在战斗中拍到好照片更高兴。当时我虽然是个普通记者,但战士一看到我去,就知道他们是主力、有重要任务了。阵地每次战斗后都搞展览,120胶卷冲出来,就用印出来的样片办展览。战士们很高兴,部队首长也很高兴。
  战场上的拍摄经验是慢慢积累的。每次打仗发两个胶卷,一卷16张。刚上战场,拍机枪手,拍冲锋,很生动,就使劲拍——可到了抓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时候,我就没胶卷了,后悔得不得了。随后又犯错误:为了省胶卷,只拍大场面抓大批俘虏,三五个战士冲锋不拍,只拍重机枪阵地,最后胶卷又剩下了。后来就要经常拍着脑瓜子想,有计划地把两个卷用完。
  现在看到这么多好相机,我常想:如果我们当时有好相机,有足够的胶卷,再有广角和长镜头,应该能多留下多少有价值的照片啊。也正是在那样艰苦的拍摄条件下,当时的战地摄影记者在拍摄中都得讲究“一张主义”,要在特殊的刹那间拍出好照片,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战争期间什么罪也受了。行军打仗,上百里,突击小跑步。现在还记得春天冰雪融化时,脚底下大泥坨子越走越重,一到驻地就找老乡烤棉鞋。但解放战争时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我的目的很简单:“为人民服务,建设新中国。”
  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照片刊登在《东北画报》和各种战地刊物上。三年的解放战争里,我也与摄影结下缘分,爱上了这个行业。

 

1949年北京解放后,封闭全市一切妓院,将昔日的妓女集中到妇女生产教养院,为她们治病,并组织学习政治、文化和生产知识。这是教养院的学员们在扭秧歌。   钱嗣杰 摄

 

1950年8月30日,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宜良专区访问期间,在当地5万多名各族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上,阿西族群众正表演土风舞。  钱嗣杰 摄

二、民族慰问团:整整一年,把云南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1950年)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把我从东北调到北京新闻摄影局。不久我就接受了一项任务:跟中央民族访问团慰问少数民族。民委主任刘格平带队,成员30多人,有民主人士、社会名流、歌舞演员、医生、记者。访问团到重庆后分成三个团,分别去四川、云南和贵州。我去的是云南,团长是夏康农。
  当时云南土匪多。团长知道我是当兵的,就派我负责保安,管理马帮。这可苦了我了,我白天拍照,晚上部署第二天的事情,别人都睡了我不能睡。我们坐车遇到过土匪,行军也和荷枪实弹的土匪打过照面。我们没有战斗任务,只要通过就行。不过访问团目标大,为了安全,军区还派了一个班的战士、一挺机关枪随团活动。
  代表团大部分都是北方人,自己要背被包,一天爬几座山,每天下来都是一身泥。有的女同志晚上累得上不了床,第二天起来还得继续走。
  有公路的地方用车,没路的地方只有走。常常翻山,山上没有路,就在马踩出的坑上走。马驮着行李和礼品、吃的用的,也很辛苦,有的马背都磨破了。
  中央民族访问团主要任务是宣传民族政策,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当时代表团到了一个地方,先开会,给当地头人送礼,盐巴、药品和其他用的东西。土司要我们大碗喝酒,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少数民族”。有的老百姓带着干粮走三天三夜,就为了去看代表团。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都热烈地迎接和欢送,走时会掉眼泪。
  整整走了一年,我把云南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代表团做的工作对争取少数民族支持党中央政策、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3年3月14日,双方联络官员共同调查美机轰炸朝鲜开城中立区事件时,事件目击者、我方公安人员申贤洙在作证时说,13日5时40分左右,美方一双引擎螺旋桨式飞机在他执勤地点附近上空进行了低空俯冲轰炸。   钱嗣杰 摄

三、朝鲜:“我认识你,你是板门店!”(1950年12月~1954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把对方赶到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军接受停战谈判,就是著名的“板门店谈判”。中央新闻总署组织近20名中外记者赴开城采访这一谈判,后来我担任了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
  美军在此期间还不断制造事端,阻碍谈判进程。他们一次次对中立区进行轰炸和扫射,我也一次次闯入禁区,把美军破坏停战的证据记录下来,在谈判桌上给对方有力抨击。
  战场上的问题解决了,确立了军事分界线,开始遣返战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争中被俘的许多人都回来了。遣返前,他们战俘营里已经有一番生死斗争。国民党希望战俘都不要回祖国大陆,所以在一个个大帐篷里,很多特务杀手威胁想回来的人,强行在他们身上刺上反共字句和青天白日旗。
  我拿着相机在板门店桥的这边等战俘乘对方汽车过桥。战俘下了车,回中国大陆和回朝鲜的朝我们这边走,到台湾和南朝鲜的走另一边。绝大部分人选择走我们这边。战俘,在战场上都曾是英勇的战士,但在对方战俘营的一年多里都已经被折磨得神情憔悴,很多人身上有伤,有的奄奄一息,是担架抬过来的。过了板门店就意味着能回到祖国怀抱了,每个战俘都哭了;很多人一过板门店就把身上的衣服(美军发的)全部脱下扔掉了;有的人推开搀扶他们的人,挣扎着面向祖国敬军礼……我在镜头里看到这些场面,心里很难过,眼睛里一直有泪。
  1951~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中惟一的摄影记者,经常驱车往返于平壤和开城之间。
  1951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我从朝鲜北部的碧潼开着吉普车拉着记者徐熊和李秉衡前往开城。群山峡谷和莽莽丛林之间,大雪纷飞,道路险峻,稍有不慎,车便可能跌落旁边深不见底的山涧。路边有很多过去倒翻的车体。两名同行任我在险境中急速行驶,索性不再睁眼。突然,天上成群结队的美军飞机开始投放炸弹和燃烧弹,炸得满地狼烟,碎石乱飞。两架敌机在我们车的前后左右轰炸和射击,美军又一次违背了不向代表团用车和红十字车队俯射的承诺。车被卡在一个巨大的弹坑里进退不得时,我一踩油门,汽车腾空而起,继续猛跑,呼啸的弹片在火光里乱飞,爆炸的气浪在开阔地上翻滚。没别的选择,我只有闯过去!中途还不能忘了拍几张照片。就这么向前冲了一夜,直到拂晓我们才到开城。
  第二天,我就去拍了美军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将军在战俘营的生活:看书、散步、用筷子吃饭、和卫兵下棋。迪安是战俘中身份最高的,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他已经阵亡。后来交换战俘名单的时候,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把我拍摄的《迪安生活在战俘营》的组照转交给美联社,美军报纸《星条报》整版头条登载。“迪安还活着”,几个字轰动美国。
  20年后,我担任中国驻联合国首任摄影记者到达纽约,记者群里有个人冲我大喊:“我认识你,你是板门店!”

 

1953年,大批外籍战俘到达朝鲜开城,在车站等待遣返。 钱嗣杰 摄


  
四、万隆会议:与死神擦肩而过(1955年)
  1955年的万隆会议报道,我死里逃生。但是我的同事、新华社三位优秀记者黄作梅、沈建图、李平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4月1日,我和刘茂俭作为先遣队先到了香港,计划购买器材后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一起飞往万隆。可一到香港,东西还没买,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就通知我们,陪同保护外交部两位信使提前出发。第二天,我们就乘船起航了。海上的七天七夜把我们累坏了,却让我们躲过一劫。
  到了万隆,我们在旅馆焦急等待“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到来,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飞机被炸的噩耗: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飞机中途爆炸,机上中国外交部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新闻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等11位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听到消息,我们特别悲愤。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国际班机,从印度新德里飞香港,待旅客下机后,由中国代表团包机飞往印尼雅加达。关于此机的安全问题,我方事先也得到过情报并严加防备,但没想到的是,一个清洁工被蒋介石的特务以60万港币收买,在清扫过程安放了定时炸弹。开始人们都以为特务的暗杀目标周恩来总理在上面,下午才知道他因故秘密改乘了另一架飞机。
  万隆会议是第一次亚非国家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爆炸影响了许多小国家:要不要去?冒险去值不值?爆炸也震动了世界,让全世界更关注这次会议。最后会议如期举行,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的代表团到会参加。
  从国内去的记者只剩我一个了。上级又及时抽调两个文字记者去。我们一人肩负几个人的工作。我知道我正经历一个重要的会议。从4月18日开幕到4月24日闭幕,在万隆会议的五天五夜,我白天拍照,晚上在又闷又潮的临时暗房冲胶卷、写说明,一干就是通宵,天一亮就去邮局寄胶卷和照片。那几天我干起活儿来有种化悲痛为力量的味道,遇难同事的身影好像老在眼前晃动。
  有一天,周总理对我说:“小钱,你真是辛苦啊!”一句话把我的眼泪差点说下来。有了总理这句话,累死我也心甘。其实,那五天周总理出席会议16次,会见各国领导人15次,参加宴会15次,平均每天的活动6场左右,一天也只能睡两小时。
  至今那个场景我想起来还激动不已——周总理18分钟的发言驱散了笼罩在会议上的乌云:“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会场里马上鸦雀无声,气氛好转了,会议方向确定了,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开始增强了。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万隆会议期间,各方人士请周恩来总理签名留念。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 摄


  
五、西藏试航:玩命的采访(1956年)
  这也是一次玩命的采访经历。
  为什么要飞被称为死亡线的“空中禁区”,“世界屋脊”呢?西藏冬季三四个月不通公路,飞机通航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为了实现西藏通航,国民党试了,机毁人亡;英国人美国人试了,都以失败告终。
  1956年我们开始试航。当时用的是“伊尔12”,是二战后苏联援助的小飞机。开始在甘肃玉树试飞,逐步适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延长航线。试航那天准备了三架飞机,我和文字记者宗子度坚持要求坐第一架:“我们就是要坐第一架,这才是新闻。”
  起飞前,试航机组宣誓:“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记者也跟着一起宣誓。
  从玉树到拉萨飞了两个小时。飞机不能在山巅上飞,只能在山峰中间穿行,钻山沟似的,飞着飞着就像老电梯似的,一跳一跳的。我不仅要拍全部航程,还要拍地形地貌。我拿着航空摄影机,背着氧气筒,打开门,一只脚拴在椅子上,还得有个人坐在我腰上。
  第一架飞机就试飞成功,降落在海拔4000多米的当雄机场。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身为副师长的驾驶员韩林说:“我们又活了!”
  藏族百姓没见过飞机,很多人从几十公里外赶到机场去看。第二天,我又让飞机在布达拉宫上空绕了两圈,拍摄了飞机在布达拉宫上空飞行的情景。
  就是从那以后,西藏航线有了,导航有了。

 

卢旺达-布隆迪的农村儿童。(1961年10月23日整理)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 摄

 
六、非洲驻外:新华社记者,外交尖兵(1959年底~1964年)
  20世纪50年代前,非洲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眼里都是一片神秘的大陆。50年代末,非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为了加强对非洲大陆的了解,周总理指示要派遣得力的摄影记者赶赴非洲。从身体条件和技术条件考虑,这个任务又落在我头上。
  非洲真苦啊!一切都刚刚开始,百废待兴,当时非洲的许多国家没有独立,外来的殖民势力、本国的派系武装、部族之间的争斗错综复杂。生活条件更是恶劣,水很脏,旅店脏得无法形容。大城市脏乱得像小村镇一样。为了身体健康,我们随身带着药品和消毒剂。条件虽差,但非洲人民对我们特别好。
  西方记者没有去报道他们独立经济发展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非洲有影响力,非洲人把我们当作他们的“穷朋友”,我们见各国首脑都非常容易。
  新华社驻外记者同时也是外交使者,除了采访还做了许多友好工作,被称为“外交尖兵”。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外交官还没有到的国家,国内往往通过我们和当地政府的接触了解该国的态度。我们见到刚果总理,他希望通过我们表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我们就及时向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汇报。决定建交后,又是我们打前站,为使馆买车、订房子。
  1960年6月底刚果总统卢蒙巴遇害,反动势力上台,撤出东方省。国内急于了解情况,周总理派文字记者王殊和我去:“你们要准备当俘虏。”我们从苏丹南部进入刚果东方省了解情况,基赞加总理接见了我们。1961年2月的一个深夜,我们的驻地被包围,士兵踢开门冲进来,拿着冲锋枪进行搜查。我们立即撤离,转道卢旺达到日内瓦。我们刚走,政变就发生了。
  开罗分社是我们在非洲的大本营。6年间,我去了20多个国家,大部分还是法属、英属殖民地。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只要能拿到签证,我一定会去拍照,哪怕去两天都行。当时有关非洲的资料很少,我拍了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大量图片,国内报刊上有关非洲的照片都是我拍的。

 

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7年多的武装斗争,于1962年7月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对其130多年的殖民统治。这是国家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国民军在军事训练间隙。(1963年7月5日发)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 摄

七、在毛主席身边:我把毛主席当成一位长者(1964年~1969年)
  (存目)
  

 

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白宫举行仪式,欢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访问。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 摄


八、长驻联合国:为中国摄影记者立足联合国奠定基础(1971年~1974年)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成为首位常驻联合国的摄影记者。11月,在东郊机场举行的的欢送仪式上,总理接见临行的中国代表团。他走到我面前,和我双手紧握:“小钱,新的环境、新的工作,要把照片拍好。”
  中国是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为台湾据有。经过22年的正义斗争,加上国际上恢复中国席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71年中国在第26届联大上终于取得历史性的胜利。4月10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全体会议,原定讨论裁军问题,可是当大会主席对中国代表团致欢迎辞后,57国的代表相继登台致辞,欢迎式就进行了大半天。新华社记者叶志雄和我亲身经历了中国人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瞬间,心情激动,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
  驻联合国四年期间,我完成邓小平参加特别大会以及联大会议、安理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开展外交活动的摄影报道工作,还拍摄了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等活动。我的工作为中国摄影记者立足联合国奠定了基础。
  1979年我随邓小平访美,拍摄了中美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983年,我奉命到日本,成为新华社驻东京首任摄影记者……

 

1946年,钱嗣杰在东北双城县留影。

 

1971年,钱嗣杰在纽约留影。



        一些感慨
  我这一生啊,值!
  我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战争时期很多战友早晨出去晚上就回不来了,我没有被子弹打死,抗美援朝没被飞机炸死,飞跃世界屋脊没有摔死,在非洲没有得病死……活到现在,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我的摄影生涯中有很多是“第一次”,我一次次被派执行艰巨的摄影报道任务,我的人生也由这些一个个“第一次”组成。能赶上这么多“第一次”,是我的机遇,是新华社给予我的信任。我很幸运,走遍了大半个世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不是我钱嗣杰的光荣,是大家的光荣。领导每次派我去的地方,我能做到的就是不要 “砸锅”。
  我这一生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只是尽力做了我能做的事情——用照片记录历史。中国照片档案馆中数以万计的照片,是我为国家留下的财富。我想,认真生活、认真工作,就是我对那些去世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相关文章